我的 心 境
在我儿子还是一个幼稚的中学生的时候，曾经问我什么是天才；我告诉他，所谓天才，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宁静而专注地做一件事的人。用一生的时间做一件事，很可能会成为大师，即使成不了大师，起码也能成为专家；做两件事就很难说了，什么都想做、“沙河里睡觉千条路”那种人，结果肯定是庸碌之徒，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人更是如此。
面对神圣的文学殿堂，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心境呢？现在还说文学殿堂是“神圣的”，有的人可能会不以为然，甚至会发出不屑的嘘声，但我自从青少年时代皈衣文学以来，一直都是不法二门，现在仍然痴心不改，仍然常常为她对自己的灵魂进行考问。我知道，写作切忌浮燥，因为这是不自信的标志。浮燥的人最注重别人的评价和看法，爱表现自己，甚至哗众取宠，取得一点小成绩就惟恐别人不知，不是沾沾自喜，便是自吹自擂，生怕别人把他遗忘了。这种人永远是活给别人看的，因为他耐不了寂寞，而耐不了寂寞就成不了真正的作家。我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被推上当时中国文学的潮头，小说作品曾受到中央和地方许多报刊的热评。当时我尚年轻，由于缺乏深厚的文学功底，加之急功近利，误以为沿着那种轰轰烈烈的路子走下去便会取得更大的成功，殊知那种路子后来却越走越窄，最后不得不沉寂下来，不得不潜心思考，重新探索，重新研读托尔斯泰、契可夫、海明威、马尔克斯……我从青年时代至今一直崇尚俄罗斯文学，无论是尼古拉一世时代，还是斯大林时代，俄罗斯民族都为人类贡献出了一批又一批伟大的作家。封建专制的屠刀扼杀不了俄罗斯文学，贫困、富贵、灾难……一切外象和厄运可以逞凶于一时，但终究没有动摇俄罗斯的文学大厦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俄罗斯作家大多有一个独立的心灵世界，对人生和文学都有一种宁静和专注的心境，而那些与他们同时代的中国作家，却往往会随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而迷失了自我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俄罗斯有很大的区别。中国文人的潜意识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成份居多，“学成文武艺，卖于帝王家”，多将个人的悲喜和命运维系于朝廷或强权身上；次一等的也会追求书中自有“黄金屋”和“颜如玉”，而将文学的真正内涵异化了。通过这些研读和反思，我对生活和文学逐渐有了新的认知，我对我的生存状态感到憋闷和可悲……
在那令人窒息的计划经济时代，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就是我的上帝我的天，有的时候，有的人往往是以某个组织的名义实际上是依其个人的情志来“指导”我、改造我，而我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委曲求全，这就使我的灵魂不可能不受到扭曲，聪明才智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发挥。我好不容易熬到了退休的时候，这对那种重权恋位的人来说，似乎是一种落寞，但对于象我这种人来说，却是一种解放，一种新生，我不禁从内心深处发出了“人生六十始”的呐喊。为了开拓视野，重新检验我的人生，还未来得及办理退休手续，我便提前闯进了京城，一闯三年，所见所闻所思所悟远远超过了我过去在小县城里生活的三十年、四十年，回来后我在做人为文中真正有了一份宁静与专注。我再也不急功近利，不浮燥、荣辱不惊；我再也不害怕孤独，不跟风、不赶浪，处事自有“定盘心”；我再也不盲从，对名人、对历史既要横看，又要纵看，这样认识生活才不至于迷乱，才能看清本质。我想，真正的作家就是要有孤独的自信和寂寞的清醒，更不乏从容。他必须有真正的平常心，写作就是他的生活，或为完善人生，或为充实自己，或是灵魂的呐喊，如同渴而饮，饥而食。他不想靠写作去换起什么，只是说出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，当他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的时候，人民就会崇敬他，他甚也会因此而成为大作家。他当然也在乎发表作品，但不发表也没什么，他只是做了命定由他做的事；至于成败，那是命运或上帝的职权范围，他是不屑去管的。这样，他在写作中就能真正地沉得住气。
沉不住气的人老埋怨一些外界的因素，比如机遇，有的人甚至把大师们的成功也归于机遇。机遇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家的灵魂和功底，本人就曾遇到过很好的机遇，但与同时代的同仁相比，我不可望其项背。从文学的角度来看，许多所谓的机遇，可能恰恰是灾难，司马迁的命运正是如此，当历史上倒下一个新贵的时候，往往会站起一位大师；因此，文学决不会因为一些御用文人的所谓机遇，就把他们的位置排在苏东坡和曹雪芹的前面，文学上最终说话的是作品。历史会因为你有一部有价值的作品而记住你的名字，也会毫不客气地将写出千万字文字垃圾的所谓“作家”扫得不知去向。所以，我们要向海明威学习，学习他永远和死去的人相比，永远宁静而专注地盯着一个个肉体虽不在人间，但在文学史上却永远活着的作家。沉住气，在喧嚣的时代修炼出一份宁静和专注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让自己的心灵真正独立起来，朝着自己所认定的方向，宁静而专注地走，莫问路程的远近，也不管“今昔何年”，只管默默地迈步，让成功的果实来直击你的脑袋——这，就是我现在所追求的心境！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-9-22 10:43:09编辑过]
